我很榮幸地成為了第十屆“海倫·斯諾”翻譯大賽漢譯英組二等獎的獲得者，也因此獲得了南猶他大學的交流機會。這一切都讓我受寵若驚，深感自己仍是文學與翻譯道路上的初學者，不足以為人師侃侃而談，便在此淺談我在翻譯中的感想與拙見，以為分享而非授業(yè)。

    在我看來，翻譯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文字——真正打動人心的往往不是高超的技巧，而是文字本身的力量。而文字的力量來自文學，法國作家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認為，you’re what you eat(你即你所食)；在我看來，you’re what you read(你即你所讀).

    文學是我生命最真摯最熱忱的來源。從我十歲時第一次捧起《紅樓夢》時，我便捧起了對自己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的好奇心，再也沒有放下來過。這是我文學的啟蒙，也是我審視自己所處的文化的開始。

    小學時，我閱讀三毛，想象自己在廣袤無垠的撒哈拉沙漠上躺著看星星，與牛羊駱駝為伍；中學時，我愛上了張愛玲，每天流連于老上海外灘上“荒誕，精巧，滑稽”的洋房，看著生命這席華美的袍上爬滿了人性的蛆蟲；大學時，我又沉迷于老舍、余華和莫言的世界，沉迷于他們筆下鮮血淋漓的中國。三毛讓我愛上了遠方，張愛玲讓我審視起人性，老舍、余華和莫言讓我解構(gòu)自己所處的社會。卡夫卡說過，我們應該去讀那些能刺中和傷害我們的書，如果所讀的書無法帶來當頭一棒的驚醒，我們讀它干什么呢？一本書必須是一把能劈開內(nèi)心堅冰的斧頭。

張睿璇與好友游覽美國自然風光

    我至今為止最喜歡的國外文學作品大概有六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班牙語，譯者范曄），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法語，譯者柳鳴九），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捷克語，譯者許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俄語，譯者榮如德），喬治奧威爾的《1984》（英語，譯者劉紹銘）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英語，譯者主萬）。這些文學作品來自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語言所著，但都因為出色的譯者而煥發(fā)出了中文語境下的生命力。在我看來，一個出色的翻譯一定是一個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安危先生說過，翻譯本身就是文學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海》，楊絳翻譯了《堂吉訶德》，郭沫若翻譯了《浮士德》……這些文學功底深厚的作家往往能夠為作品提供其本身之外的文學意蘊。我認為，翻譯首先是文學，而文學首先是閱讀，閱讀后可以寫作，寫作中找尋自己的語言風格，翻譯便是水到渠成。

    我是一名考古學專業(yè)的學生，平時主要關注人類學。中國的考古學體系與西方很不同，中國的考古學更像是歷史學的分支，其目的在于“證經(jīng)補史”；而西方的考古學是人類學的分支，其關注點是人類本身。由于我本身研究方式比較西化，因此對人類學與社會學的關注度很高。

    人類學要求研究者在談論他者之前要將自己變成他者，并在對照中進一步反觀自身、理解自我，這高度契合著我在精神層面最根本的需求：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與構(gòu)成我的一切。

張睿璇、何佳樂與亞當夫婦

考古學的意義在于“闡釋”，對發(fā)掘出的遺跡、遺物、遺址如此，對于文明更是如此，這與翻譯某種程度上來說不謀而合——對物質(zhì)資料的闡釋與對文學語言的闡釋，最終都匯于對文明的建構(gòu)。陶器與青銅器的背后是文明，而文字的背后亦是文明。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們通過翻譯文學作品，最終試圖了解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甚至一種文明本身。

當我在考古發(fā)掘一點點挖土，小心翼翼地刮出地層神秘的分界線時，就好像我在翻譯時一字一句地斟酌，為某一句話尋找最恰當?shù)谋磉_時感受一樣——就像推著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永恒回歸的勞作中尋找真理。這過程艱巨而困苦，枯燥又極樂無窮，我常常體會著狂喜與孤獨的拉扯，尋找意義與懷疑意義的撕裂，這一切都終將導向尼采口中“文明的真相”。

    無論翻譯還是考古，在我看來，“話語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視的議題。我在畢業(yè)論文中采用了性別考古學的視角，關注了與戰(zhàn)爭有關的大型墓地中女性受害者的數(shù)量與死亡方式，這在女性的存在與話語權被普遍剝奪的情況下屬于很小眾的題目。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也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翻譯中女性的話語權被削減與剝奪的現(xiàn)象。比如電影Cleopatra，按照原名應該直譯為《克里奧佩特拉》，或意譯為《埃及女王》、《埃及法老》，但其中文譯名卻是《埃及艷后》。這個譯名將處于主體地位的女法老通過翻譯降格為了從屬地位的王后，甚至進一步將其污名化為“艷后”，直接削弱了克里奧佩特拉的政治主體性與個人意志，增強了對其“風流韻事”關注的惡趣味。愛潑斯坦事件中的Little Saint James Island直譯過來應是“小圣詹姆斯島”，事件爆發(fā)后國外用罪惡之島（Island of Sin)代稱，而我們卻將其稱為“蘿莉島”，將關注點由犯罪者轉(zhuǎn)向了女性受害者，在翻譯中將自己的視角置于加害者的凝視位置，表達了對受害者病態(tài)的凝視與審判。翻譯的核心標準是“信、達、雅”，而這種在如今社會隨處可見的不信、不達、不雅的翻譯背后，隱藏著削弱女性話語權與主體地位的意圖，這一點在波伏娃的《第二性》與卡羅琳•佩雷斯的《看不見的女性》中都有詳細的論述。語言是一種權力，會塑造人的思維與認知，能夠溝通交流、消弭隔閡，也能筑起高墻，制造壓迫。作為一個業(yè)余的翻譯者，我時常警惕語言表達中話語權的爭奪與壓迫。翻譯的過程應該是消除障礙與隔閡的過程，而非進一步制造對立與剝削的過程。我由衷地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關注到這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話語權的剝削，推動文學與翻譯的話語權平等。

張睿璇前往好友家中聚餐

    直到今天，我們都在強調(diào)“building the bridge” 的重要性。人類試圖建造巴別塔，上帝便給了我們不同的語言，我們有了語言的壁壘，因此有了思想的割裂。翻譯這件事本身就是建造巴別塔的過程，是溝通國家之間、語言之間、文學之間的橋梁，是時間與空間的交錯和碰撞。我們擁有了翻譯，便擁有了摩西分海的力量。黑塞在《荒原狼》中說過：“人是一種試驗和過渡，人只不過是自然與精神之間的一座又狹窄又危險的橋梁。”因此思想總是在以不同的形態(tài)，在不同的個體中傳遞著，它無法被創(chuàng)造，而是在等待著被呈現(xiàn)。我們都知道“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孔子也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個文字都是言有所衷的，文字和語言的力量也來自于此。所以我們需要文學，需要表達；同時需要來自世界各地的思想與文化，需要聆聽。因此我們需要翻譯，需要架橋，需要建造巴別塔，需要聽到別人的聲音，也需要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作為海倫斯諾翻譯賽的參與者，我很榮幸能夠體驗這個奇妙的過程。

    在美國的四個月交流仿佛一場大夢，短暫又漫長。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體驗了美國的教育系統(tǒng)，在大都會和MoMA博物館流連忘返，也了解了美國的家庭與社會——我在猶他州和懷俄明州見到了貧窮而友善的摩門教家庭，也在紐約見到了曼哈頓上東區(qū)的“old money”；我在加州中產(chǎn)夫婦的別墅品嘗過雞肉可頌，也在萊曼為殘疾兒童們做過中餐……英國社會學家厄里在?？履暲碚摰幕A上提出了“游客凝視”理論，認為人們旅行、留學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于來到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觀察和體驗他者的生活，這也是米蘭昆德拉所言“生活在別處”的意義所在。作為一個考古人類學專業(yè)的學生，我常常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與身份剝離，以既非東方亦非西方的視角凝視著他們，也凝視著自己。

張睿璇參觀美國博物館

    在這個過程中，我觀察到了許多偏見。比如一次，我和何佳樂去我們的朋友Kason的爺爺奶奶家做客。這對老夫妻真誠，慈祥又友善，作為傳統(tǒng)的摩門教徒，他們秉持心懷善良與大愛的理念，熱情地招待了我們。在我們聊天時，他的爺爺很真誠地對我說：“我擁有這么多你們中國人沒有辦法擁有的事物，這讓我時常心懷愧疚。”我當時很詫異，想了想說：“Mr.Farmer, 您不必愧疚，因為您擁有的一切我爺爺也擁有，同時他還擁有您所沒有的——半夜十二點在大街上吃燒烤的自由。”米蘭昆德拉說過，最糟糕的不在于這個世界不夠自由，而是在于人類已經(jīng)忘記自由。我們記得我們應該擁有表達的自由，選擇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卻忘記了我們同樣應該擁有安全地生活的自由。我們常常認為偏見中蘊含著最深的惡意，而這樣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卻與惡意無關，甚至是出于一個善良者的自省，這比惡意本身更令人無奈。

張睿璇在南猶他大學校園

    寫到這里，我想起與斯諾夫婦一樣同為記者的柴靜在《看見》中的一句話：“不要淪為偏見的奴隸”。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在國民黨統(tǒng)治的區(qū)域內(nèi)無法得知中共的真實情況，所有的關于紅軍、中共的消息，受政治影響，被捏造得面目全非。斯諾只帶了二十四帶膠卷，幾個筆記本，一架攝像機，就這樣走進了紅色的中國，他撇開那些被國民黨捏造得體無完膚的報道，獨自踏上尋找答案的旅程。我想這本書能夠到現(xiàn)在還為人所津津樂道，不僅是因為它獨特的歷史價值，更重要的是因為Edgar 和Helen Snow，撥開武裝、交通、訊息的封鎖，揭開面紗的勇氣以及孜孜不倦尋求答案，追求真理的信念。

    人類學著作《叫魂》中有這樣的表述——“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把僧人和乞丐當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間的某種共謀”?？梢詮闹懈惺艿礁？玛P于權力彌散性的洞察。然而，只有真正經(jīng)歷了文化的碰撞，我才意識到在我試圖為中華文化代言時，評判美國社會的空虛與過激之處時，試圖讓美國人接受我所希望他們接受的文化與概念時，他們也在做相同的事。在自己曾期望的那些文化代言者的英雄形象背后，不過是權力的一種詭詐而已。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與根深蒂固的文化認同抽離，以客觀的立場看待自己在美國所見、所聞、所感，不再是出于某種文化代言的激情和改變的雄心，而是出于對自己與世界面臨的巴別塔困境的抱慰。

來源：陜西省翻譯協(xié)會